此外，他觀察，從吉布地的海軍設施來看，中國將在不久的未來部署航空母艦，受到高度關注。

由於中國的否決權，瑞士不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因此瑞士和台灣的外交關係由駐台北的「瑞士工業貿易辦公室」和台灣駐伯恩的台北文化經濟代表團負責。蔣介石的國民黨獨裁統治台灣長達40年之久，並聲稱擁有整個中國。

台灣如何把自己武裝起來對抗中國？ 在台灣人的心目中，他們手中握有一張王牌。世界上大部分半導體都是出自這裡，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汽車、冰箱、電視和數位武器系統中的微晶片都只能透過半導體運作。自1996年首次自由選舉以來，政府已更迭了三次。因此官方承認台灣的國家名單也相應較短：目前只有12個國家，包括瓜地馬拉、海地和梵蒂岡城國等。「瑞士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瑞士外交部這樣表態。

不與承認台灣獨立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一向是中國政策的一部分。如今，「120多家瑞士公司在台灣開展業務。我們都在對抗削弱國內士氣與破壞海外盟友支持的影響力作戰，並同時試圖將來自威權國家的資訊操作影響力降到最低。

儘管我們希望永遠用不上這些能力，但提前發展出一個將台灣民間團體及全社會納入公私協作的防衛機制，也將有助於提升全體國民對國防的信心。在我們短暫的訪問中，我們會見的團體包括事實查核、戰略溝通、民防、人權、搜救志工，反貪腐重建專案，以及獨立記者與主流媒體。烏克蘭給台灣的啟示也很清楚：台灣必須增強對戰爭的準備，增強訓練和爭取充足的武器，才能夠威懾潛在侵略，達到止戰的效果。台灣其實可以在烏俄戰爭的經驗基礎上採取許多行動。

戰時迷因的創作、發展戰略溝通行動，這類諸多提振士氣、團結烏克蘭人的認同與抵抗意志的計畫，也需要由烏克蘭公民團體主動發起，因為這些創意的宣傳方式較難由龐大、嚴肅的政府單位和專注作戰中的軍隊執行。在我們訪問烏克蘭時，台灣駐基輔貿易中心代表告訴我們，據他所知，如今仍舊留在烏克蘭的台灣人中，只有個位數的非戰鬥人員。

因此即使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之前曾強烈主張與烏克蘭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且親中派政治人物不斷傳遞「台灣可能變烏克蘭一樣的戰場」的訊息，隨著選舉將近，本土派政治人物提及烏克蘭的次數反而越來越少，相關議題目前已經從選舉議題上消失。這個合作也在戰前為雙方工作文化和溝通上的互信建立了良好基礎。台灣與烏克蘭民間團體建立合作，在戰略上對台灣至關重要。戰爭的過程中，部分具有公信力的烏克蘭公民團體，被賦予取得與儲存武器和防護裝備的權力，為前線部隊提供重要補給和支援。

他指出：「這些組織與政府部門應該熟悉彼此，並創設即時的溝通管道，這樣才能對資訊進行雙重核實並迅速反應。另外，針對緊急狀態下的法律、人權、資安和心理韌性等重要議題，烏克蘭社會也有許多如何在戰爭下持續堅持民主價值的辯論和對應措施，這些經驗都非常值得台灣社會參考。因此，不論誰成為台灣下一任總統，新政府都應持續並加大對烏克蘭的人道與重建援助、協助支持民間團體派遣觀察員至當地學習，增加與鼓勵台灣公民社會團體與烏克蘭的相關組織更積極的合作與交流，並在這基礎之上，重新思考我國整體的防衛與止戰策略。這種現象令我們憂心，促使我們認為有必要在選前回顧我們在烏克蘭民間交流的幾個重要觀察。

戰略溝通與資訊安全中心副執行長Mykola Balaban指出，該中心至少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才成功融入現行的政府體系，並向政府各個部門清晰闡述他們在反制惡意不實訊息行動中的角色和所需資源，以確保相關工作的順利推展。台灣雖然因為受益於島嶼地形而比烏克蘭更難入侵，但也更容易遭到孤立。

過去這兩年間，台灣社會已經有許多討論，不論是加強民防能力、提高能源韌性，也包含重新評估國防投資項目、增強不對稱作戰能力等等。儘管台灣社會大眾普遍對烏克蘭的處境充滿共感，這次台灣選舉過程中相關的外交事務和國防政策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被擱置。

而他們對台灣的主要建議是，我們應該培育專門反制惡意不實訊息的獨立公民社會組織，並確保它們與政府部門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我們拜訪布查等地時，看見這些重建計畫不止團結了社區、提供工作機會，重建的建築物本身，更是具體象徵社會士氣的凝聚，給予民眾強大的心理支持。俄羅斯開戰之初，台灣的國防部長邱國正曾公開表示，由於地理、人口和地緣政治的差異，烏克蘭和台灣兩者情況「不能相提並論」。雖然這是因為防衛大型國土而不得不的作法，但台灣民防團體、緊急救護團隊和軍方也應從烏克蘭的經驗中學習，不同背景的團體之間如何在民防制度上相互溝通、協作，以及如何應對灰色地帶衝突等，展開相關的討論。」從戰略溝通與資訊安全中心的案例我們發現：公民組織因為其彈性而得以在面對緊急情況時，率先採取行動。然而，台灣的政治人物和軍方與烏克蘭的互動迄今卻仍然微乎其微

戰略溝通與資訊安全中心副執行長Mykola Balaban指出，該中心至少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才成功融入現行的政府體系，並向政府各個部門清晰闡述他們在反制惡意不實訊息行動中的角色和所需資源，以確保相關工作的順利推展。雖然這是因為防衛大型國土而不得不的作法，但台灣民防團體、緊急救護團隊和軍方也應從烏克蘭的經驗中學習，不同背景的團體之間如何在民防制度上相互溝通、協作，以及如何應對灰色地帶衝突等，展開相關的討論。

因此即使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之前曾強烈主張與烏克蘭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且親中派政治人物不斷傳遞「台灣可能變烏克蘭一樣的戰場」的訊息，隨著選舉將近，本土派政治人物提及烏克蘭的次數反而越來越少，相關議題目前已經從選舉議題上消失。台灣與烏克蘭公民組織合作，有什麼樣的潛力？ 烏克蘭與台灣另一個相似之處，在於我們雙方都有非常強健的公民社會。

我們都在對抗削弱國內士氣與破壞海外盟友支持的影響力作戰，並同時試圖將來自威權國家的資訊操作影響力降到最低。」從戰略溝通與資訊安全中心的案例我們發現：公民組織因為其彈性而得以在面對緊急情況時，率先採取行動。

他指出：「這些組織與政府部門應該熟悉彼此，並創設即時的溝通管道，這樣才能對資訊進行雙重核實並迅速反應。儘管台灣社會大眾普遍對烏克蘭的處境充滿共感，這次台灣選舉過程中相關的外交事務和國防政策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被擱置。Photo Credit: Mykola Balaban @ Twitter 戰略溝通與資訊安全中心副執行長Mykola Balaban 這趟旅程中，我們也見證了烏克蘭在戰爭持續下仍勉力重建自己的家園。因此，不論誰成為台灣下一任總統，新政府都應持續並加大對烏克蘭的人道與重建援助、協助支持民間團體派遣觀察員至當地學習，增加與鼓勵台灣公民社會團體與烏克蘭的相關組織更積極的合作與交流，並在這基礎之上，重新思考我國整體的防衛與止戰策略。

這個合作也在戰前為雙方工作文化和溝通上的互信建立了良好基礎。戰爭的過程中，部分具有公信力的烏克蘭公民團體，被賦予取得與儲存武器和防護裝備的權力，為前線部隊提供重要補給和支援。

在我們短暫的訪問中，我們會見的團體包括事實查核、戰略溝通、民防、人權、搜救志工，反貪腐重建專案，以及獨立記者與主流媒體。然而，台灣的政治人物和軍方與烏克蘭的互動迄今卻仍然微乎其微。

另外，針對緊急狀態下的法律、人權、資安和心理韌性等重要議題，烏克蘭社會也有許多如何在戰爭下持續堅持民主價值的辯論和對應措施，這些經驗都非常值得台灣社會參考。我們發現烏克蘭的抵抗行動之所以有顯著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源於民間與政府之間的協調合作。

我們拜訪布查等地時，看見這些重建計畫不止團結了社區、提供工作機會，重建的建築物本身，更是具體象徵社會士氣的凝聚，給予民眾強大的心理支持。台灣其實可以在烏俄戰爭的經驗基礎上採取許多行動。過去這兩年間，台灣社會已經有許多討論，不論是加強民防能力、提高能源韌性，也包含重新評估國防投資項目、增強不對稱作戰能力等等。烏克蘭給台灣的啟示也很清楚：台灣必須增強對戰爭的準備，增強訓練和爭取充足的武器，才能夠威懾潛在侵略，達到止戰的效果。

文：吳銘軒 去年八月底，我與台灣民主實驗室的前任理事長、現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候選人沈伯洋一同前往基輔，拜訪了超過十五個烏克蘭公民團體和議員，並在回台後舉辦公開座談會，呼籲台灣必須即刻展開和烏克蘭公民社會的交流，學習烏克蘭守護自己國家的經驗。儘管我們希望永遠用不上這些能力，但提前發展出一個將台灣民間團體及全社會納入公私協作的防衛機制，也將有助於提升全體國民對國防的信心。

台灣雖然因為受益於島嶼地形而比烏克蘭更難入侵，但也更容易遭到孤立。台灣與烏克蘭民間團體建立合作，在戰略上對台灣至關重要。

俄羅斯開戰之初，台灣的國防部長邱國正曾公開表示，由於地理、人口和地緣政治的差異，烏克蘭和台灣兩者情況「不能相提並論」。在我們訪問烏克蘭時，台灣駐基輔貿易中心代表告訴我們，據他所知，如今仍舊留在烏克蘭的台灣人中，只有個位數的非戰鬥人員。